在我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中，潘光旦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在几位潘氏家属的积极推动下，八十年代以来，潘光旦的旧著、译著、未刊稿已有不少得到重新整理出版。约六百万言左右的《潘光旦文集》正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出到第五卷。这些著作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以及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料。
潘光旦治学以博雅见称，著述相当宏富，涉及领域也很广阔。据潘乃穆教授统计，著译作品约六百万言。在已出版的著作之外，相当一部分还散见于二十——四十年代的报刊上。对于研究者来说，潘光旦的学问是通人之学，不窥全豹，难以把握其学术思路与学术成就。如果要选编一本全面反映潘光旦学术思想的书，那就要照顾到他学术领域的各个侧面，尤其要关注各个侧面的内在联系。
潘乃谷、张海焘选编的《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版），试图比较全面地选编潘光旦学术思想各个侧面的论著，为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提供一个青年读本，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本书是作为“大师名家·思想文化·名著系列”的一种出版的。它提示我们，对于这种集学者与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来说，恰当地处理学术与思想著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在研究清华学术史时发现，本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学术界得风气之先，领一时风骚的有两类人。一是那些当年在清华学校时间求学时间较长，也就是说“养成清华习气”后来成名的学者（不限于任教清华）；二是长期在清华任教并自觉认同清华主流学风的学者（不限于清华出身）。这些人大抵具有会通中西、古今、文理的学术风气。这也是我对当前学术界谈论的“清华学派”的一点理解。潘光旦兼具这两种身份，很典型。他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二年间就读于清华学校，受到相当扎实的英文与基本学科的训练，自己又刻苦钻研，打下了深厚的中国旧文献基础。后来留学国外，和清华的许多学生一样，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充分地吸取了国外现代学术的精华，以后他从未中断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终于成为具有会通中西、古今、文理的开阔视野的一代社会学名家。潘光旦不仅仅是一位坐守书斋穷究学理的学者，一位在大学讲坛上传道解惑的教授；他在教读之余，还写下了大量关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时评和政论，又是抗战时期昆明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一篇旧稿中，我曾指出，潘光旦连具体的政治问题都很少涉及，常常是一个政治问题为引子，大事阐发其学术思想，到头来也不提具体措施。他的政论和专业结合得特别紧密，毋宁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延伸，谈的多是关乎思想认识方面的根本问题。潘光旦的相当一批社会问题的时评有时让你难以分清学术与时评孰轻孰重。而且有些还牵扯到他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即使是看似很纯粹的学术著作（如《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也往往寄寓了他深切的社会关怀。套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在他身上是再典型不过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本书的选目。如上所述，在我看来，选编一本潘光旦思想文化方面的书要处理好学术与思想两类著述的分量比例。本书的选目大体上有三组：一、民族特性与人才论；二、社会思想；三、性心理、婚姻、家庭问题。纵观全书，学术类显然唱主调，学术性、思想性兼顾的篇目偏少，思想类与学术类的协调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潘光旦侧重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在《读书问题》（一九三零）、《自由之路》（一九四六）、《政学罪言》（一九四八）三本书中最为集中。《读书问题》是作者编辑《时事新报》“学灯”时写的“一些关于教育，思想，文化的笔墨”，由于要填的是“三寸高七八寸宽的方框子”，因此文章写得简短轻快。《自由之路》与《政学罪言》两书是姊妹篇，内容涉及面较广，但总的来看，大体不出政治、思想、教育三部分，而所谓的政治部分在我看来仍带有浓厚的思想味道；对思想、教育部分的认识仍然离不开对其学术思想的把握。这两本书收入的文章大多作于作者思想较为成熟的三十年代中后期及四十年代，较之写作《读书问题》时的初出茅庐，思想更为厚重沉稳。我以为，选潘光旦思想文化方面的书，这三本书无疑要占较大的比重。眼前这个选本的侧重点似乎不在于此，编者好象对潘光旦偏于学术方面的著述更感兴趣。当然思想不是凌空之物，也可以在学术方面找到它的表达方式。关键是两者的分量比例如何处理。本书选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绪论就处理得不错。而将《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全书收入，未免分量过大，致使其它有些问题的选文失于零散，略显驳杂。
有些对揭示潘光旦学术思想具有提纲携领作用的文章未见选入，未免令人感到遗憾。例如论述家庭问题的《家制与政体》，论述教育问题的《工与中国文化》、《论教育的更张》，论述社会学思想的《伦有二义——说伦之二》（本书选的《明伦新说》、《说伦字》不如这篇说理透彻、全面）。潘光旦以研究优生学著名，他对与优生学关系十分密切的家谱学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当时学术界的人很多都知道潘光旦搜罗了大量的家谱，他曾就家谱学作为一种学问工具如何进行现代科学的洗礼发表了至今仍值得重视的意见。本书没有一篇关于家谱方面的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疏漏，这是我对选目最大的遗憾。以我的私见，不必选很专深的论文，可以选《通谱新解》、《家谱还有甚么意义》、《说家谱作法》一类文章。政论选得过少也是一个较大的疏漏。
“位育”是贯穿潘光旦学术思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也是体现潘光旦作为社会学中的生物论者标志性的概念。依我的理解，“位育”贯通潘光旦常常提到的一系列概念，如自然选择，人文选择、两纲六目、家庭、新人文思想，居于中枢的地位。其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分。其要旨是强调作为生物的个体及团体如何与环境之间相互协调。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人始终应当是主，环境应当是宾；人固然不能妄自尊大，但也不能听任环境的摆布，自居于一个卑微的地位。关键还是两者之间如何相位相育，安所遂生。这就是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了。当然在人、环境之间还有一个文化或制度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如何处理好环境、民族（作为团体的人）、制度这不可分的三边关系。我以为，潘光旦的学术领域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三边关系展开的。本书选的《环境、民族与制度》一文很恰当。本书的代序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编者摘录潘光旦在不同文章中关于“位育”的论述，列为篇首，并以“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为全书正标题，体现了编者对潘光旦学术思想整体的深刻把握，值得激赏。
翻阅本书之余，我不禁生出一点感慨，书前的几幅插图太过单一了（都是有关《冯小青》一书的），由此可以看到出版制作是多么地匆忙；封底、扉页、编者前言多广告宣传式文字；据悉选目也受到出版界商业操作的干扰，致使这本书未能尽善尽美。这诚然是无可奈何之事。木已成舟，复何言哉！以书的内容而言，如果不严格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划出界限的话（如上文所言，严格的界限是划不出来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本书作为选目大体恰当而未臻精当的一本了解潘光旦学术思想的青年读本，也正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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